国家邮政局2000年5月22日发行《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》纪念邮票1套1枚。

(1-1)J     革命终身伴侣（李富春&蔡畅）百年诞辰    80分    3148.5万枚

志号：2000-10J
版别：胶印
全套面值：80分
全套枚数：1 枚
整版枚数：50枚
齿孔度数：12度
邮票规格：40×30毫米
设计者：袁元、云舟
印刷厂：河南省邮电印刷厂

P.S.
（以下文章转自长沙党史“纪念李富春诞辰120周年专栏”毛驴不倒只管驮）

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厥功至伟。

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，为了中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，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强大，他夙夜在公，鞠躬尽瘁，用忠诚、干净、担当书写了光辉的一生，尤其是其“毛驴不倒只管驮”的崇高风范光被四表。

李富春具有超强的工作能力，是党内外公认的“难得的多面手”。他资深望重，曾留法、留德、留苏，无论是在法国，在德国，还是在苏联，无论是学习、工作还是生活，李富春都表现得非常优秀，大家高度肯定、普遍赞扬他：对团体忠诚，对许多问题都有相当研究，且有很强的活动能力；他阅历无数，工作足迹曾遍布湖南、河北、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香港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北、江苏、贵州、四川、陕西、甘肃、山西、冀热辽、内蒙等地，曾任广东、江西、江苏、陕甘宁省委书记，曾主持或分管组织、宣传、教育、财经、中直机关、卫生、出版、计委、重工业部、科委等多条战线和多个领域工作。坚定的信念、艰苦的实践、丰富的经验，使他成为众所公认的“难得的多面手”。

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史册上，李富春的名字令人肃然起敬。由于是难得的人才，李富春从1954年到1975年前后2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，成为周恩来强得力的助手。他曾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，构成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部分。他参与、主持制定一五、二五、三五计划，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。毛泽东对他的杰出管理经济才能倍加赏识，曾称他和李先念、谭震林、薄一波为国务院管理经济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为了铭记李富春的丰功伟业，1990年，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了两枚一套的《李富春诞生90周年》纪念邮票。2000年，国家邮政部门又为李富春蔡畅夫妇俩特别发行了一枚一套的《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》邮票。李富春卓绝的历史贡献和独特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。

李富春一生忠诚履职，勇于担当，默默奉献，甚至忍辱负重，凸显了“毛驴不倒只管驮”的精神风范。

由于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，加之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、细致周到，李富春经常被委以艰巨而复杂的工作重任。

延安时期，任弼时是中央的“大管家”，掌握全局，着重负责党务和宣传，李富春则是中央的“勤务员”，分管生产、生活、机关事务甚至交通。两人是长沙长郡中学校友，都有留苏经历，都是“工作狂”，配合非常默契。当时，两人都因工作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而广为称颂。任弼时被赞为任重道远的“人民的骆驼”，李富春则被誉为刻苦耐劳的“革命的毛驴”，都是“党内的妈妈”。

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党中央、中央直属机关和地方党组织服务的办事机关，号称“党中央的中枢机关”。但由于艰难的政治环境和残酷的战争环境，中共中央的办公机构一直不健全。即使到了陕北根据地政权相对稳定时，相应的办公制度和规范仍没有建立起来。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、军事机关、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出现各管一摊、各行其是的局面，许多事情无章可循或无人负责。因此，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，使中央直属机关、军事机关、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、条理化成为中枢机关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。

李富春是行政管理的能手，于是，毛泽东调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、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中共中央副秘书长，以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中枢机构的作用。1940年，毛泽东又提出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，任命刚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任弼时为主任，李富春为副主任。任弼时总体设计，李富春具体实施，首先从干部制度着手，很快就建立了干部供给制度、行政制度、工作制度，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建立了请示、报告、审批和财会、收发、会客等制度，逐步克服了议而不决、决而不行、行而不果的拖拉疲沓现象，改变了自由散漫、各自为政、无人负责、本位主义、游击习气等作风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从此，延安的机关管理逐渐走向正规化，军委、联防司令部、西北局、边区政府等部门都纷纷效仿。李富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“期望以渺小的实践来作全国的观摩”的愿望。

李富春是党内著名的“会当家”。在延安时期，作为任弼时的副手，他尽管很多事情都能独当一面，但仍然非常尊重任弼时，遇事多请示，干事多分忧。在审批制度中，由于财政、物资紧缺，各部门的一切开支都由李富春批，于是，当时李富春几乎是每天都给毛泽东写报告，毛泽东阅后交任弼时办，李富春则负责具体实施。

李富春管理的工作，大到资金筹措，小到几片维生素的审批，他事无巨细，既悉心周到，又严格公允。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，提高运炭效率，李富春一改之前“不计时不计数”“运多运少一个样”的工作模式为“二八分红”，不但解决了中央机关烧炭紧张问题，还节省了大量人力。毛泽东高度评价说，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的一大困难。

1941年，原来准备召开七大用的杨家岭枣园旧礼堂起火被毁，党中央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大礼堂。为此，从选址到选材，从设计到工艺，从功能性到安全性，李富春亲临现场、全程督导，反复强调“大处和小处都应仔细、认真、小心、谨慎，马虎不得”。最后，大礼堂和宝塔山一样成为延安最醒目的地标。

李富春不仅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、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，还兼任中组部副部长、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。手头工作庞杂而琐碎，肩上担子非同一般，“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的事情，都要他管，管的很累。”“像个总后勤部长”。大家都深有体会地说：那个时期，他是最忙最累的中央领导人之一。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从不考虑份内份外，只要是革命需要、群众需求，他都是无怨无悔，竭尽全力。

李富春襟怀坦荡，以性情温和、稳重可靠著称。他一生在多条战线、多个岗位，与多位领导合作共事，虽然很多时候是副职，但实际上是主持工作或具体负责。因为处世大度，为人厚道，李富春与每位搭档都能精诚合作。特别是他与周恩来过从甚密，共同的理想信念、趋同的性格特征、共识的思维理念，使两人工作非常融洽并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他性格开朗，待人热情、和蔼而又风趣，关爱他人，体恤他人，在别人眼中是典型的“大哥”。对此，曾在李富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有同感：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感觉，他没有一点官架子，从来没看到他对下级发过脾气。他布置工作非常细致具体，方方面面想得很周到，工作应当怎样做，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如何解决，他都能一一给予详尽指示。

李富春严格自律自省，即使是自己受到误会甚至是错误的处理，也能正确地对待，识大体，顾大局，尽其所能维护党的团结，履职党的事业。“毛驴不倒只管驮”。李富春是一头名副其实的“革命毛驴”。

李富春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，是中国共产党内出色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，朴实沉毅是他一以贯之的优良品质。

1920年2月，李富春即与李维汉等人一道在巴黎发起勤工俭学励进会。1922年6月，和周恩来一起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，并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，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循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——彻底摆脱工读主义——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与历史逻辑，李富春走上了职业革命的生涯，并表现出过人的组织领导才干，与周恩来一同被称为“双雄”。

李富春一生勤勉致知。他在1919年撰写的《我的劳动观念》一文中即指出：“现在最流行的平民主义、社会主义，莫不含有一种劳动的味。”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，他先是在施乃德钢铁厂做钳工，后改行当了一名火车司机，同时包修了三个火车头。因工作勤劳，技术又好，李富春得到了较高薪水，一时被同学们称为“李富翁”。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，他总是以“笃力躬行”的工作状态示人。

李富春一生博学睿思。他善于洞察社会，发现华工各自为战现象严重，便明确指出：“不能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和互助精神，这是个体生活的缺点。”同样，“如果我们工人只做工不读书，便是过半身不遂的生活。”他勤于思考，笔耕不辍。早在法国期间，即撰写了《一个法国兵的忏悔》《德国之政争》《世界反动潮中底一线曙光》等文风各异、主题鲜明、笔力犀利的小说、文章，均获得很大反响。后来又亲自撰写了大量深邃思考、见地独到的鸿篇巨著。

李富春一生朴实沉毅。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出色的政治工作的领导者。1926年6月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结业典礼上，身为讲习班理事的李富春要求学员们要耐劳吃苦、要有献身杀贼的决心、要绝对服从纪律、要期瞭主义、要以党的利益为筹提，并强调，谨着这五种规范，将自己一切浪漫、自由的思想打破，将自身一切的利益不顾，那么才能成为好的、真的党员！这篇讲话后来被作为序言收入讲习班同学录中。

任江西省委书记时，李富春背着蔡畅特意为他缝制、装有“饭筲子”和辣椒干的袋子，走遍了兴国的山山水水，被称为“米袋子”书记，成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一个标杆。

李富春会作报告，人称“演说家”。当时他身兼数职，工作可谓千头万绪，但始终坚持找机会学习、想办法调研、挤时间作报告。他的报告内容丰富，材料实在，既系统又生动，既有说服力又有鼓动性，哪怕是“民运工作的一些原则”类似的“呆板”“生硬”“枯燥”的理论课都被他讲得绘声绘色、津津有味。他总是精神抖擞，神采飞扬，充满朝气与活力。他尽管身材不高，但讲话声音洪亮，抑扬顿挫，声情并茂，只要一上场，便给人以极大的吸引力、感染力，大家往往听他一连三四个小时的演讲仍觉得不过瘾。

李富春工作务实，业务精通。无论是领导陕甘宁边区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还是主持新中国经济工作，他都极力推崇“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相结合的”的“列宁主义作风”，倡导当冷静的促进派。由于思维敏捷，办事果断，李富春经常临危受命，力挽狂澜。曾5次去苏联谈判，他不辱使命，关键时刻总能发挥压台作用。当时苏联在中国任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回忆说：“李富春同志在苏中历次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富春作为编制“一五”计划的全程参加者，特别是亲自负责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中每个项目的讨论、决定、签报中央，从编制设计、审查设计任务书，到选择厂址、组织施工、设备分交，他都历尽艰辛，一抓到底。之后，他又参加了“二五”“三五”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、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，特别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对基本建设的安排“要排纵队，不要排横队”，计划应当“留有余地，留有机动，留有后备”。他强调尊重人才，坦陈“我们自己太土包子了”,“一定要对技术人员以礼相待”。要尊重经济规律，“做买卖必须采取经济办法，尽可能少用行政办法。”为了新中国的建设，李富春真正是殚精竭虑，披肝沥胆。

李富春感情执着，与夫人蔡畅的红色恋情感人肺腑。两人一个是长郡才子，一个是周南女杰，一生爱情炽热，相濡以沫，相伴永远，成为党内有名的“模范夫妻”。李富春心持柔情，蔡畅奔放热情，两人精神上追求浪漫，不时引来别人羡慕的眼光，生活上却安贫乐道，对自己对家人都非常“抠门”。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去世，蔡畅先后于2月17日、3月17日两次将金镯子、戒指各一个和老俩口积蓄多年的10万元人民币（储蓄存款单29张计99851.09元，现款148.91元）作为“特别党费”交给中共中央特别会计室。受廉洁家风熏陶，女儿李特特离休后拒绝高薪“名誉董事长”之邀，毅然全身心投入艰辛的“化缘”扶贫工程，直至80多岁高龄还在全国各地奔波。

2000年5月22日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纪念李富春、蔡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，他动情地说：“我1952年11月到了国家计委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当时能够见到富春同志，我确实是充满了对富春同志的敬仰，我始终把富春同志作为我的前辈、我的师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……”会后，他“破戒”为李富春蔡畅夫妇的传记电影题写片名《相伴永远》，足见其对李富春的景仰。

李富春功勋卓著，位高权重，却低调谦逊，清贫如许，革命一生无愧怍。他的“毛驴不倒只管驮”的精神品质和崇高风范更是高山仰止，引领我们踏踏实实履行职责，勤勤恳恳敬业岗位，无怨无悔奉献社会。